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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风窗:“深圳凭什么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
时间:2019-09-11

  8月18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。

  1978年以来,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共同话语,深圳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,深具象征意义。

  深圳确实不辱使命。如今,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,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,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、动力、活カ、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。

  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,使深圳市有了更加明确的战略定位。《意见》指出:

  到2025年,深圳经济实力、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,研发投入强度、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,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,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,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。

  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。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(基金)产品互认。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,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。

  支持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,高标准办好学前教育,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,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。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,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。

  要形成以社会保险卡为载体的“一卡通”服务管理模式。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“市民待遇”。

  这些年,深圳成为了很多国内城市学习的标杆,特别是一些北方和中西部城市纷纷前来深圳“取经”。

  但不可否认,国内城市现在面临的大环境早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。那么,深圳崛起的经验现在是否还能被兄弟城市学习和复制?

  南风窗请教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(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)主任吴思康。吴思康长期在深圳工作,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助理,是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,也是业内知名的经济学者。

  他说,如果一定要向兄弟城市推荐几条深圳经验,可以说三条:市场化、国际化和法治化。

  市场化这三个字,所有人都耳熟能详,但真正理解它的内涵、它的机制构建,以及养成一种市场化的思维模式则非易事。深圳过去的成功,就是因为市场化成为了城市的灵魂,是市场在配置资源,在选择企业。

  目前,深圳的全球500强企业为7家,销售过千亿的企业有13家,销售过百亿的企业更是有60多家,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规划出来的,也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,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。

  十几年前,深圳也曾有部门规划要搞“十大百亿集团”,重点扶持十家企业巨头。但到了今天,这些当年的巨头在深圳已经泯然众人,或者根本找不到了。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。

  深圳很多好企业最开始都是“游击队”成长起来的,它们生命力旺盛,适应性强,在市场化的环境下,长成了中国最懂市场、最适应市场的企业。

  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必定是一个长期行为,而不是短期行为。现在,一些地方流行“抢企业”,就是用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把企业吸引过去。这是短期行为,短期内有利于官员的政绩和当地的经济数据。

  抢一个企业,几天见成效,但打造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环境,则要几年,甚至更长。

  深圳市场化环境的形成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结果,历届政府都将市场化意识一以贯之,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,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,不搞长官意志,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化环境。

  千万不要小看“三来一补”。当年的“三来一补”,从根本上奠定了深圳产业界的国际化基因。

 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“三来一补”最高时曾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%以上。“三来一补”看起来低端,但是那个时代深圳不多的选择。

  而且,它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,这使得深圳的工业直接接入了国际分工,实现了生产管理、市场运营和销售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国际化。

  必须注意,在深圳搞改革开放的同一时代,中国内地包括长三角等很多地方也掀起了创业热潮,一些人下海办企业。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短缺时代,有产品就有销路,办工厂成功的概率并不低,因此很多人先富起来。

  但本世纪初,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商品领域的不断开放,很多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企业开始没落。为什么?

  因为,它们的管理和经营没有跟上。换句话说,它们在国际化的竞争中被淘汰了。但深圳企业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挑战,它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竞争,早已适应全球化。

  我参观过华为的土耳其公司,他们的当地员工超过90%,在华为俄罗斯公司,当地员工超过85%。利用全人类的智慧,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,深圳很多企业的确做到了。

  20世纪90年代,深圳发生了贤成大厦案,它曾被法律界称为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“行政诉讼第一案”。这件事当年曾有很多报道,简单说就是有一家外资公司状告本地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合法。

  最后,法院判决撤销了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。这件事的关键在执行,本地政府部门并没有阻挠执行,这在当年不可想象。

  案件的终审判决是在1998年7月,正值亚洲金融危机,案子对提振外资在深圳的投资信心,树立深圳的法治化形象非常有价值。

  法治化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,某种意义上讲,它等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设立一道无形的防火墙,让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,能真正调动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做大做强的冲动。

  举个例子,截至2019年5月底,深圳商事主体总量已达到321.9万户,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。如果算人均拥有和单位面积的企业数量,那么深圳更是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。

  政府不干预企业,而是让企业在一个法治化的环境之中大胆竞争,这就是法治化的力量。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在深圳,很多销售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家,他们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。在内地一些城市,这肯定有点不可思议。

  判断一座城市经济竞争力,我的评判体系中有五个维度,分别是投资热度、法治力度、人才满意度、创新活跃度和“国际+”的高度。

  评价一座城市的竞争力,是一个综合的、多元化的复杂过程,但可以简单来说一下。

  比如,投资热度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市场主体的数量。注册公司、经营公司是一件花钱、花精力的事情,是理性人基于自身长期利益做出的选择,是“用钱投票”,最能看出市场个体对一座城市的长期信心。

  法治力度则是法治政府的建设,在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法治政府排名中,深圳长期位居第一,广州也长期居于榜单前列。

  人才满意度并非是简单的人口流入情况,而是要侧重于“有效人才”。人才来到一座城市,必须要能人尽其才,人才库要形成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。在一些城市,大学生数量可能非常可观,但就“有效人才”这一指标来说,它们的得分并不高。

  另外是创新的活跃度,很多城市的科教资源远比深圳优越,但创新成果未必比深圳多,围绕创新的投入产出或者说创新的效率、创新的活跃度未必比得上深圳。

  最后是“国际+”的高度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都会面临越发激烈的全球化竞争,因此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审视。现在,深圳的年工业产值约2.8万亿元,其中约1.4万亿元是外销,占比50%。国际竞争力才是真的竞争力。

  地方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,必须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,以实干的态度来推动具体改革,为市场主体解决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。中央的文件已经很好,但具体落实得怎么样?

  举个简单的例子,一些地方的科技主管部门其实有不小的权限,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资金的发放有着决定权。而且,资金量不低,一个项目可能上百万元,甚至上千万元。

  但到底给哪家企业呢?以前的通行做法是企业申报,专家评审,这样做形式上是透明的、公平的,但最后拿到创新扶持资金的,可能并不是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。

  一些企业为了拿到资金,会外聘最华丽的申报“天团”,都是业内的顶级专家或院士,最后,交上一份华丽的申报材料。

  但实际上,这些专家只是挂个名,并不会真正参与申报单位的科创活动。最后,谁的名头大,谁的申报书做得好,谁就拿到了资金。

  现在,深圳的科技创新委正在做相关的改革,即建立科技攻关项目的动态竞争机制。比如,同一个项目会在三到五家主体之间竞争,而且是分阶段竞争,半年考查一次、一年再考查一次。

  于是,这种动态机制就把以前的“相马”变成了持续的“赛马”。这样一种小小的改革,六合心水论谈,无疑会很大程度提升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。

  很多城市的领导都希望来深圳学习创新经验,其实创新环境的打造,背后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改革来构成的。

  在我看来,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,大部分可以做的改革创新,都和现有的经济体制大环境不矛盾,空间很大,事在人为。

  2018年5月,深圳出台了“二次房改”意见,在未来的新增住房中,40%是商品住房,而另外60%都是政策支持类住房。可以说,深圳未来的住房供应结构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,这将会彻底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预期。

  另外,在国内所有一线城市中,深圳是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低的城市。在政府的预算收入中,土地出让金的比例长期都只有百分之十几。因此,深圳的“房住不炒”是有决心的,有底气的,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。

  至于深圳土地供应的紧张,这是一个客观事实,深圳的面积只有广州、上海的三分之一。但是,通过城市更新和对工业用地的改造,大量宝贵土地会被逐渐释放。而且,深圳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土地并不是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决定因素。

  在20世纪80年代,我们研究经济学,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叫作产业的“弹性”。

  就是说,当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总量开始增长,所有产业都会相应扩张,但大家的扩张程度有所不同,有的大,有的小,背后是产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“弹性”有所不同。

  从最近十几年的全球化来看,信息产业的“弹性”应该是最大的,华为、腾讯就属于这个产业,而深圳的支柱产业也多半属于这个产业的大范畴。

  未来,这些产业依然会快速扩张,而且它们必然愈发趋于技术和知识的密集。在这个意义上讲,土地并不会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因素,能否继续吸引全国和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,才是未来制胜的关键。